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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改革“助阵”:上海国企改革亲历

2018年10月12日 10:47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参与互动 

  新华社调研如何为改革“助阵”:上海国企改革亲历

  长达数十年始终坚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报道第一线的新华社记者生涯,让我有幸亲历了上海从传统体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大本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脱胎换骨制度创新的改革历程

  1990年初,吴复民(左)采访上海石化乙烯厂厂长、30万吨乙烯装置开车总指挥戎光道(右)。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978年底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在邓小平同志打出浦东开发、振兴上海这张“王牌”的战略决策下,上海以锐意进取的使命担当、改革激情和创新智慧,从沉重的基础设施欠账和历史包袱中成功突围,同时把国有企业必须跨过的机制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之“坎”,变成了凤凰涅槃、重振雄风的机遇。

  我庆幸,长达数十年始终坚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报道第一线的新华社记者生涯,让我有幸亲历了上海从传统体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大本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脱胎换骨制度创新的改革历程;亲历了被市场淘汰和主动“战略撤退”的数千家劣势企业“壮士断腕”关停并转,数百万下岗职工从国企“断奶”转岗再就业的剧烈阵痛;亲历了上海人在思想引领和精神激励下勇于革除新旧体制摩擦造成的心里失衡,在全国率先破解了“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等国资国企改革难题,书写了上海从改革“后卫”一举跃升为改革“前锋”,直至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华彩篇章。

  为完善国企改革起始阶段的试点方案做参谋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决定改革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

  先期开展试点的万人大厂上海国棉17厂,是我常年联系的蹲点企业,我当经济记者的“第一课”便是在这家厂同纺织工人同吃同住同三班制劳动结下情谊。一天,17棉厂长用调侃的口吻向我诉苦:“不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吗?最好先给我一个‘权’,让我有权不参加试点。”

  “咦?扩大自主权不是好事吗?企业为什么反倒不乐意?”这个出乎意外的问题一下子把我惊到了。

  厂长给我算了一笔账:内地一家棉纺织印染厂的设备规模相当于上棉17厂加上海第一印染厂,1978年上缴利润2000万元,试点后增长50%为3000万;而上海这两家企业的上缴利润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样高的基数上增长显然难度很大。但国务院试点方案却规定企业在增长部分按同样的百分比提取利润,根本抹杀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挫伤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我再深入到其他试点企业调研,发现这项扩权试点方案确实存在诸多问题:“鞭打快牛,保护后进”,使先进企业吃亏;用“一刀切”的办法按1978年水平计算企业利润基数留成率,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倘若1978年企业没有得到国家拨给的企业科研和技术培训费,那么,以后这方面的费用就没有来源等等。

  此外,我在调研中还发现,这次扩权试点方案与国务院同时安排企业进行的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不衔接、不配套,企业内部整顿的成果缺乏经济手段来巩固。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车间曲拐小组的例子就很典型。这个小组原来加工曲拐废品率达5%,当年头4个月报废损失达3.8万元,可供小组人员发一年半工资;而在进行内部整顿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后,废品率逐月下降,加上产